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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卫生保健

[导语]魏晋南北朝时期,民族交流频繁,民族融合加快。这一时期,个人卫生、饮食卫生、环境卫生以及防病措施都有一定成就,保健则有明显的进步。

沐浴是我国人民早已存在的传统习俗,是个人卫生的主要措施之一。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更为普遍。洗浴是佛事前必须做的,因而寺院一般建有“温室”(浴室)。早在东汉安世高就译有《温室洗浴众僧经》,后来译入的佛经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载。如后秦时译入的《十诵律》载,“外国浴室,形圆犹如圆仓,开户通烟,下作伏渎,外出内施,三擎阁齐人所及处,……,满三重阁,火气上升,上阁水热,中阁水暖,下阁水冷,随宜自取用,无别作汤,故云:“净水”耳。“在《阿含经》、《僧祗律》等书中还劝说世人多造温室。《洛阳伽蓝记》卷四载,北魏时隐士赵逸领宝光寺僧人掘得晋代浴室遗址,建于东汉的陕西扶风法门寺也建有浴室,而且还对外开放。如《法门寺浴室院暴雨冲注唯浴室镬器独不漂没灵异记》碑文载:“寺之东南隅有浴室院……淄侣云集,凡圣混同,日浴于数。”(陈景富:《法门寺》,三秦出版社,1988年,P184),今遗址尚存。在佛教影响下,首先是信佛的帝王为了虔诚事佛,修建浴室,有的非常豪华。如《邺中记》载:“石虎(295~349)金华殿后有虎皇后浴室三间,徘徊及宇,栌檘隐起,彤采刻镂,雕文餐丽”,其浴室“上作石室,引外沟水注入室中,临池上有石床”。又王子年《拾遗记》载:“石虎于太极殿前,又为四时浴室。用瑜石,珷玞为堤岸,或以琥珀为柄杓,夏则引渠水以为池。池中皆以纱为囊,盛百杂香于水中。严冰之时,作铜屈龙数十枚,各重数十斤,烧如火色,投于水中,则池水恒温,各曰‘燋龙温池’。引凤文锦步障,萦蔽浴所……浴罢,泄水于宫外。”这里描述了与沐浴有关的过滤水、换水、温水器具、香药等,比前代有显著的进步。《南齐书》载有《沐浴经》三卷,说明当时对沐浴的重视。

关于饮食卫生,晋代傅玄提出“病从口入”(《拟金人铭作口铭》,见《太平御览》卷367),认为饮食不慎可致疾病,这句话遂成为流传千载的卫生谚语。晋代还发明了用于沸水蒸煮消毒的器具。江西省瑞昌晋墓中出土的“双耳镂孔器”,据说是一种蒸煮器,即将耳杯置于双耳镂孔器中沉于沸水之中消毒清浴的器具,当提起双耳时,水便通过底部三孔全部流尽,用它清洁杯勺,既方便又卫生,能除去杯勺的油污,还能杀灭细菌。(张翊华:一千七百年前的消毒用具,天地,1989(2):48)

在环境卫生方面,南朝继承前人优良传统,重视清扫街道。如《南齐书·王敬则传》载:罚令盗贼充任清洁工,“长扫街路”,过些时日,乃令“旧偷自代”。又梁代遂安县令“刘澄为性弥洁,在县,扫拂郭邑。路无横草,水剪虫秽”(《南史·何佟之传》)。晋人的经验总结认为:“土干则生蚤,地湿则生蚊”(张华《博物志》)这也许是人们注意勤扫蓄圈,以及采用药杀虫蛆的理论依据。贾思勰《齐民要术》记载:“圈(畜)中作台开窦,勿令停水,二日一除,勿令粪秽”,无疑这种卫生措施是基于上述理论认识的,从而有助于改善环境卫生,对于人、畜的主存均有积极意义《周书秘奥营造宅经》记载:“厕所蛆,以莼菜一把,投入厕所缸中,(蛆)即无”。同书还指出:“沟渠通浚,屋宇洁净,无秽气,不生瘟疫病。”可见当时人们已经深知环境卫生对预防疾病的重要意义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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